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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桑德尔教授与项飙教授的线上对谈

3月底,迈克尔·桑德尔教授和项飚教授在牛津中国论坛主办的在线对话中,掀起的讨论至今犹在耳边。 从美国特朗普选举中的狂热选民,到中国大学和996职场的内卷化,都可以放在同一个问题框架内分析:他们也是“功绩主义”的受害者。

当前世界仍面临着COVID-19疫情、俄乌战争、粮食危机等威胁,两位大师的对话具有当代紧迫性:当市场经济主导的消费主义和精英文化达到瓶颈与停滞 面对停滞的局面,最需要及时反思。

而如果你看过论坛直播,你一定会注意到主持人范西林在整个演讲过程中一直在和两位教授聊天。 作为本次对话的主持人和策划者,论坛开始前一天,她还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学术追星成功”的帖子:

论坛正式开始前,西林发布了一条朋友圈

资料来源:受访者提供

镜头前的她热情而自信。 她就读于牛津大学,修读人文社科顶尖专业,还获得丘成桐奖……这些光环和荣誉无不向人们证明:她足够优秀、足够勤奋、足够幸运。

但对于她所处的精英圈子,有着社会科学背景的她,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批判意识。 正如她在接受采访时强调的那样:“对于那些被排除在精英话语体系之外的人,我们必须更加谦虚。”

OCF直播截图

资料来源:受访者提供

我们最近采访了西林。 从她跨学科的学习经历到她对“唯才是举”的反思,她的分享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思想的演员真正能够“改变世界”的微观力量。

(预计字数如下:7,000字,阅读时间:15分钟。)

问:您一开始是怎么接触到X的? 是什么让你加入XA?

A:我曾经在朋友圈看到过有关XA的新闻,但当时我觉得这与我无关,因为我是一名社会科学的学生。 在我的第一印象中,XA是一群编程高手。

后来我的一个朋友突然来找我做一个科研项目。 当时我正好参加丘成桐奖,所以我给他介绍了因果推理的知识。 他听完后说XA今年要开设计算社会科学课程,并问我是否想尝试成为AL(Lead,学术带头人)。 我掉进了陷阱。

加入XA还有一些特殊的原因。 我喜欢社会科学所拥有的无限可能性,正是在 XA,我看到了这些可能性生根发芽的机会。

目前,社会科学的发展还没有像自然科学那样形成特别严密的体系,存在较大的灵活性。 这意味着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不仅要专攻某一方面,还要更多地了解其他学科的思维模式和方法论,具有包容性。 例如,博弈论借鉴了生态学的思想,而自然语言处理和神经网络等计算方法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学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

XA是一个如此特别的地方,让每个人都可以了解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与其他学科的人合作,产生跨学科的火花。 这种自由开放的氛围非常适合大家发挥想象力,做出以前很少有人想到的尝试。 正如我们的口号所说:“你可以更勇敢。”

另一个自私的动机是我身边的社会科学朋友很少,我希望借此机会在XA建立一个方法论多元化的社会科学学术社区,结识更多有趣的朋友。

Q:XA给您带来的整体氛围是怎样的? 您如何定义XA精神?

A:2020年我第一次来参加夏令营时,XA的精英氛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些人才在大二就开始创业; 有很多人在大二、大三就实现了财务自由; 有些人不仅非常擅长编程,而且还有各种其他爱好; 有的人特别擅长摄影; 几乎每个人都会演奏一些乐器并可以在计算机上创作音乐。 感受到了“大家都那么优秀,唯独我擅长做饭”的压力。

说实话,那一年我很累。 相信很多第一次来XA的人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但今天我在这里接受采访,我不确定这是否符合XA的精神。 XA精神的核心是技术理想主义。 我觉得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跳出这个框架,思考什么对我们来说是最有意义的。

难道是因为大家都想要科技理想主义,都想要更好更快地走向未来,所以我们就要追逐它,以这么快的速度奔跑吗? 或者我可以放慢脚步,思考一下我生命的意义吗? 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反思一下,是否有必要跑得那么快、滚得那么卖力。 在XA的这两年,我一直在反思这个问题,相信未来XA精神的定义将会被改写。

Q:你在XA结识了什么样的朋友? 还有谁影响过你?

A:我在XA遇到的几位课程导师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20年,作为一名AL,我第一次参加了计算机社会科学课程。 计算社会科学的王成军老师真是一位具有特殊灵魂的学者和教育家。 他自己的头像和微信名都与苏格拉底有关,他的座右铭也是苏格拉底所说的:“知且心中之火”。 王成军老师对不同方法论的开放态度让我看到了一个与我以前所认知的完全不同的社会科学世界。

王成军老师的主页

来源:网页截图

我原本以为既然进入了人文社会科学,我就要放弃计算机、数学等STEM领域了。 但在计算社会科学课程中,我看到了各种网络科学、复杂系统、机器学习、神经网络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

我一直在关注王先生,发现他的兴趣很多,从微博、微博等相对正常的信息传播,到研究社交网络相亲,再到在网络上用易经算命等等。

我意识到,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学者,只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和探究的热情,就有无穷无尽的东西可以尝试。 做社会科学研究绝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无聊和孤独。

2021年,我担任因果推理课程的AL,导师们也给了我很多启发。

当时我很迷茫,不太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虽然定量社会科学这条路确实是我迄今为止走过的最远的路,但我对人类学田野调查、艺术史、西域研究也很感兴趣。 我不确定我是否喜欢并且擅长定量社会科学,足以能够在这个方向上追求几十年。

后来我才知道,李东宇先生一开始就喜欢电影艺术,但他还是走上了社会学的道路。 即便如此,他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惜的。 现在李先生正在做一些艺术社会学的工作,利用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的方法将艺术品数字化,然后进行社会学研究和分析。 他仍然可以做他最喜欢的事情。

看到他的例子后,我的焦虑感减轻了。 因为当你有了自己的定位点,有了自己的专业方向,跨越界限就不会那么困难了。 至少定量社会科学对我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我不妨先把这件事做好,然后再跨界到其他领域。

2021 年因果推理课程合影

资料来源:受访者提供

问:您对社会科学的理解是什么? 你为什么选择社会科学领域?

答:一般我们在谈论社会科学的时候,人们可能会更多地想到人文方向的东西。 我认为社会科学意味着阅读论文和进行研究。 但事实上,社会科学是一门研究整个社会的学科,其方法论非常多样化,包括统计方法论和机器学习方法论。 它还包括部分文献,例如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论。

目前,我兼任学术主任。 我们要强调社会科学研究的多样性,而不是拘泥于最初的刻板印象。 我们要用各种有用的方法来分析这个社会,让大家了解这个社会。 社会。

至于我自己,是如何登上社会科学这艘“贼船”的呢? 在去新加坡之前,我一直坚定地把自己定义为一名理科学生。 包括在新加坡的头两年,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一直参加科学竞赛,成绩还不错。

但是后来我在做物理竞赛的时候,我在做题的时候,突然觉得这个东西离我的身体好远。 当我学知识、做题的时候,我是那么机械、不真实。 我无法说服自己我真的喜欢它。 并关心这个领域。

来源:电影《天才》截图

我为什么这么认为? 例如,我们了解一个人的行为。 例如,这个人眨眼是因为他现在眼睛痒,或者是和他的朋友眨眼,或者这可能是他们部落中的一种交流方式。

但对于客观的物理现象,你常常通过公式和假设来推断。 尽管我们知道从这个定理推导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相信逻辑。 但除此之外你很难更深入地理解它。

通过自然科学,你无法理解这个物理公式为什么会这样运作,就像你无法理解人们为什么眨眼一样。 我觉得如果我要学一个终生的专业,那么我希望它能更贴近我的身体,更贴近人,而不是那么抽象和遥远。

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的问题有两种:一种是寻求意义的“为什么”;另一种是寻求意义的“为什么”。 另一个是寻求解释的原因。

例如,当我们问“为什么这个苹果从树上掉下来?” 如果我们的答案是因为重力,我们就是在回答“为什么”(-why),要求解释。

因为我们用来解释的原因是客观的物理原因。 而“意义寻求”的为什么(-why)会根据意义得到答案,比如:“上帝想让这个果子落在人类手里,所以它就掉下来了”。

我意识到我可能不太关心一切运作的客观规律。 我更关心主观的人。 我想知道人们行为的意义。 从那时起,我更加坚定了:我喜欢的不是自然科学,而是社会科学。

所以在新加坡的最后两年(新加坡高中水平允许转专业),我坚定地选择了文科方向。

Q:在大学更深入地学习了社会科学之后,您有什么新的感受?

A:大学第一年最大的经历就是幻想破灭。 经济学的众多理论,有多少是有用的,又有多少只是空中楼阁? 例如,在比较政治学中花了很长时间对“民主化是否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变得更好还是更糟”进行因果推论后,四分之一的学者发现它明显更好,四分之一的学者发现它并没有明显更好。 ,四分之一的情况明显恶化,四分之一的情况没有明显恶化。

我能读到的论文和理论已经是顶尖学者的成果了,仍然值得怀疑; 那为什么我有信心我可以做有意义的研究呢? 如果我走上学术道路,我不会成为学术垃圾的生产者吗?

在学术之外,我对“改变世界”的理想也有一些怀疑。 在我的专业PPE*中,很多同学都有治国理政、平天下的理想。 在和大家交流的过程中,我也认识了一些同学。 虽然他们不太了解中国,但他们还是胡言乱语、出谋划策。

* PPE (, and ),政治经济学哲学,是牛津大学在20世纪20年代设立的第一个主要专业。 它也被誉为人文社会科学顶尖专业之一,全球录取率仅为8%。

我认为,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论点也很有逻辑,但他们的“自信”却有点令人震惊。 在他们身上我也能看到自己的影子。 为什么要把我个人对理想世界的想象强加给大家呢? 为什么我能代表这么多人并成为这个世界的改变者?

我想改变世界,不是因为我有很高的道德标准,而是因为我有雄心壮志,需要一个宏伟的目标来证明我存在的意义。 我意识到,当时我个人想要让世界变得更好的愿望似乎本质上是自私的,而不是无私的。

我还发现,很多人声称自己对社会有很大的影响,设定了一些非常远大的目标,但最终所达到的只是镜像,这会产生一种幻灭的感觉。

问:你是如何克服这种幻灭感的?

答:回想起来,我觉得可以这样概括:庞大、宏伟的反义词是具体、现实,也是虚无、幻灭的反义词。 近一两年,通过一些偶遇,我逐渐意识到“微”和“近”的力量。

首先,在观看音乐剧《悲惨世界》时,我发现那些曾经怀有远大理想和信仰的人,最后的结局都是悲惨的,他们的牺牲显得微不足道。 比如《 ABC》中,那些为自由而战的年轻人仿佛被当成了炮灰,“别问我你是为了什么”这句台词实在是让人心碎。

来源:电影《悲惨世界》截图

沙威一直相信法律的神圣价值,但最终他因为信仰崩溃而跳楼了。 那些真正努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人,比如冉阿让和神父,都是关于爱和救赎的,他们的信仰似乎都是身边有血有肉的人。

这个结局让我颇为震惊。 伟大的理想和信仰也许有其价值,但最终让生活变得有价值的是具体的爱和周围的人。 脱离了血肉情感的宏大叙事是危险而虚幻的。

后来听了罗翔和项彪老师的一些节目,感觉自己当时模糊的想法被准确地梳理了出来。 这两位老师真是太神奇了。 罗翔老师说:“我们要爱具体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 “我们需要抽象,但也需要具体。” 项彪老师指出了现代社会缺乏“附近”,以及我们对周围人的忽视和不熟悉。

我意识到了解人、了解社会最直接、最必要的方法就是从小事做起。 我开始多和打扫学院的大哥交流,和收快递的叔叔聊天。 我试图了解不同人的想法。 感受每个人的喜怒哀乐。 我想我更喜欢我所生活的社会。

意识到这一点后,我之前的幻灭似乎不再是问题。 我学习社会科学最直接的动机不再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而是我真的很想了解和热爱我所经历的每一个社会。 我觉得只有当动机是真正的关心和爱,而不是满足自己对意义的幻想时,才有可能取得真正“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结果。

问:您最近参加了牛津中国论坛。 您有什么感受想与大家分享吗?

答:说到举办论坛,我认识的很多社科学生都有自己的自媒体平台,他们也会发表公开文章、举办论坛,包括各个学校的中国论坛。

OCF线下分论坛现场照片

资料来源:受访者提供

但如何让内容更加接地气,很多人在这一点上做得还不够。 比如,大家都特别喜欢用“他者”、“异化”这样的词,这本身是好的,但对于从未读过相关著作、不懂社会学的人来说,可能会很困惑。 很难理解。

很多学过社会学的人,尤其是受过文科教育、读过名著的人,在自己的圈子内形成了封闭的加密语言体系,导致真正应该受到影响的人却缺乏能力听到这样的声音。 。 机会人没有办法参与这些讨论。

所以,我们发起论坛的人会遇到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你要面对的受众和真正能够理解的受众其实是两类不同的人。

这也是我聘请项彪老师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为项彪和桑德尔都是很有实力的学者,但是他们说的话大家都能听懂。 比如项飚老师提出了“附近”的概念,还有“悬浮”、“蜂鸟”的概念,用一些大家都熟悉的词语进行了生动的类比。 这样,无论他读了多少书,人们都能明白他想要表达的意思。 你所说的话能够被所有人“理解”是非常重要的。

问:这和您讨论的“功绩主义”主题有什么关系吗?

答:事实上,“任人唯贤”*下缺少这个观点。 这个问题在美国尤其明显,在中国也越来越明显。

* (): Merit原意为功绩、功绩,但到了现代逐渐发展成为区分胜者与败者的依据。 它在竞争逻辑的背后承诺“只要努力,就能成功”。 ”,逐渐形成“功利主义”专制,加剧社会不平等,

大家都会称那些文化程度低的特朗普选民为“白人垃圾”,并说他们是民粹主义者。 但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理性,而是因为他们缺乏一种合适的或者像样的精英语言来表达他们的诉求,所以他们只能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

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的狂热支持者

但由于这种方式不符合精英和主流话语体系,这些人被形容为“一群没有文化、情绪化的红脖子”,结果直接被抛弃。 我想这对于整个社会科学界来说应该是一件非常遗憾和悲哀的事情。

我们也应该反思,是否是因为精英的话语体系太复杂,密码太多,精英对自己的评价很高,所以想要发声的人找不到自己的语言。 对于那些被排除在精英话语体系之外的人,我们确实需要更加谦虚。

问:您认为这个问题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吗?

A:这样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很难解决。 论坛结束后,向飚先生提到,他很想发起一个“消除世界大学排名”的项目。 比如每年US News、QS的世界大学排名都会被留学机构大肆宣扬,让大学仿佛成了一台分类机器,把人分为第一大学、第二大学、第三大学。来自第三大学。 大学人...

由于牛津剑桥的录取率高于美国本科常春藤盟校的录取率,所以我经常在知乎上看到诸如“牛津剑桥不再好吗?”之类的问答。 “牛津剑桥特别差吗?” 讨论根本不看学校本身的气质,而是根据排名。

和我们XA一样,我们每年都有很多名校的精英学生。 我认为精英们本身作为最能听到这些对话的人,作为最应该反思的人,应该尽快摆脱这种“功利主义”带来的心态。

这种心态可以表现为:我想“涉足”,我想走一条大众认可的道路,我想在几年内实现财务自由,我想做一些高水平的工作,我想去投资银行和咨询...

我觉得在你真正想做一件事之前,你还是要问自己:这是我想要的吗? 真的有必要这样卷起来吗? 这会让社会变得更糟吗? 我觉得既然大家都已经是精英了,那么更重要的是要跳出这个恶性循环,而不是让它像永动机一样继续运转。

Q:什么样的生活状态让你向往?

A:苏轼是最让我产生共鸣的古代人物。 他将浪漫与实用主义结合在一起。 我认为他有一个真正自由的灵魂。

在政治斗争中,苏轼多次受到诬陷、谩骂。 但无论在得意的时候还是狼狈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对现实失望过。 他在热爱大自然“江面清风,山间明月”的同时,也没有放开自己同样深爱的人间世界。

我想这就是最彻底的自由。 他从不投降,也不自我放逐,而是在受到限制的仕途中自由自在地生活。

我也希望能有这样的生活态度,在任何情况下都相信“世界是值得的”,让爱和幸福像野草一样生长。 但我显然没有苏轼那样乐观、豁达、处处自由的能量,但确实有一些场景让我感到鼓舞。 我最喜欢的户外运动和背包旅行也能给我带来这种感觉。

野外洞穴探险

资料来源:受访者提供

在户外的场景中,很多日常生活的负担都消失了。 化妆、穿衣甚至洗澡都不用担心。 虫子和泥土直接从消灭对象变成了同伴。 每次下雨,我都会想起,“别听林中打树叶的声音,何不慢悠悠地走,吹着口哨?竹竿芒果鞋比马轻,谁怕?你可以在烟雨里过一辈子。” 这真是太棒了。 一种自由感。

我也明白了什么叫“世事无情,视万物为笨狗”。 无论你在户外遇到意外还是不好的事情,你只能依靠自己和同伴。 责怪别人是没有用的。 上帝不在乎你是悲伤还是快乐,无论是打雷还是下雨,我们就像“苍蝇寄天地,沧海一粟”。

但当你看到那些美丽的风景时,确实是永恒的一刻,你彻底明白了“物我无尽平移,何来羡慕”。 在户外,自我变得渺小而开放。

背包旅行和搭便车让人们以一种无脚本的方式生活。 平日里,我们的生活或多或少都是一个剧本。 我们在这里上课,那里做作业,在这里见朋友,在那里睡觉。 但搭便车、背包旅行的时候,你不知道今天会有多幸运,最终会到哪个城市,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和事,一切都是非常不确定的。

搭便车时认识的帅气又善良的司机

资料来源:受访者提供

这时,我能感觉到人不再是一台机器,真的需要适应变化。 无论是在加油站被迫应酬,一一询问司机是否愿意带人上路,还是在大卡车里与司机尴尬地聊了七个小时,还是被一张地图欺骗了,差点走进军管区,然后在大雨中绕了很远的路。 ,这些都是我出发前从未想过的事情,也没有标准答案。

我也日复一日地努力将旅行的自由性、适应性、创造力转移到平常的生活中。 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更加接近苏轼的境界。

一方面,你可以从个人层面享受艺术创作的自由,但另一方面,你也在为世界做一些积极的、有建设性的事情。 我也希望从自己所学的学科出发,做一些真正对别人、对这个社会有用的事情。

问:你尝试过吗? 现在你有什么新想法?

答:我曾经在柬埔寨当过志愿者,亲眼目睹了很多令我难以置信的事情。 当我们来到第一个村庄时,当地有很多宗教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帮助村民创办自己的微型企业,以促进经济发展。 我们和他们做了同样的事情,希望帮助更多的家庭开始自己的生活。 小本生意。

当时我们为渔民家庭的孩子们交了学费,给他们买了校服,给他们买了一艘新渔船,让他们有一个相对稳定可持续的收入来源。 做了这些事情之后,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些柬埔寨村民将来一定会过上更好的生活。

但这个天真的想法在我们离开柬埔寨三天后就被现实击碎了。

我们离开三天后,柬埔寨发生政变。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去的地区支持反对党的人很多,所以帮助他们的NGO受到了限制,当地的生活条件开始恶化。 当时,我们帮助的家庭由于柬埔寨的自然灾害,不得不卖掉渔船换钱。 他们的小儿子因肠胃炎去世,妹妹因为没有钱而无法继续读书。

这让我感觉,很多人尽管付出了很多努力,但还是会因为各种灾难和意外而回到起点。 很多时候,志愿者所能带来的帮助可能非常有限,或者很容易受到更大的、不可控的外部因素的影响。 NGO所做的事情有多少是真正有效的,我们不得而知。

整个经历对我打击很大。 我发现如果我们想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仅仅做一些零星的公益活动收效甚微。 因为你不知道它的副作用是什么,也不知道它的效果会持续多久。 所以我希望以后能够更系统地研究如何让世界各地变得更好。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位对我很好的博士朋友发给我的一句话。 她告诉我,你一定不能成为一名螺丝钉或一名工程师,而是一名思想家。

作为社会科学的学习者,技术和方法论很重要,但观察世界的热情和态度也很重要。

我们要做的不是像一个学术螺丝钉一样,玩弄那些高端的方法或技巧,而是真正用一个思想家的头脑和一颗关注社会、热爱世界的赤子之心去发现这一点。世界上还有哪些问题值得研究、需要解决?

采访:,C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