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尊重家庭认可才能彻底改善同性恋面临的困境

2005-08-03 13：34 中新社

艾滋病、沉重的婚姻负担、令人担忧的心理健康状况......这些话与同性恋的联系越来越紧密，3000万的庞大数字表明，同性恋群体在我国已经成为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必须得到各界的高度重视。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只有社会尊重和家庭认可，才能彻底改善同性恋者面临的困境”是专家和同性恋者的共同观点。

3000万男女同性恋者正在为生存而挣扎

同性恋是针对同性的性倾向和行为。从犯罪、绞刑架处决，到性，再到欧美国家一些国家公认的常态现象，社会对同性恋态度的转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1997年，中国新《刑法》取消了流氓罪，流氓罪被用来惩罚某些同性恋行为，这被视为中国同性恋合法化的又一标志。

2001年4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诊断标准》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清单中删除，从而实现了我国同性恋的非病态化。这是在美国同性恋去病态化整整 19 年后，也是世界卫生组织将同性恋从 ICD-10 精神和行为障碍分类中删除七年后。以前，同性恋被归类为性。

长期致力于同性恋研究的青岛大学教授张北川表示，就生物学概念而言，无论国家、种族、文化、贫富差异如何，同性恋一般占总人口的2%~5%。

据他估计，目前我国15至60岁的同性恋者人数约为3000万，其中2000万是男同性恋和双性恋，1000万是女同性恋者。当然，也有一些同性恋者是暂时的，会变成异性恋者。

近年来，中国同性恋者的社会地位逐渐提高，但专家普遍认为，这一特殊群体的生活状况仍然十分艰难，遭受严重的社会歧视。

长期以来，处于社会边缘的同性恋者大多生活在恐惧和内疚中。

专家们调查了生活在大中城市的受过良好教育、相对年轻和“活跃”的男同性恋者。结果显示，同性恋者的心理健康非常令人担忧。因为歧视，30%~35%的同性恋者有强烈的自杀念头，9%~13%有自杀行为，67%感到“很孤独”，63%的人感到“很郁闷”。超过一半的人因为不被理解而感到很痛苦，这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和工作。

......云南省健康教育研究所副所长、昆明市男男性行为者性病艾滋病综合干预项目负责人段勇说，云南省健康教育研究所副所长、昆明市男男性行为者性病艾滋病综合干预项目负责人段勇说。

正是因为对同性恋的歧视，才发生了许多社会不稳定。张北川通过后续调查获得一组重磅数据：由于歧视和缺乏正常良好的社会环境，38%的男同性恋者曾因同性性行为而受到伤害，21.3%的男同性恋者曾受到异性恋者的伤害，21%的同性恋者在身份暴露后曾遭到异性恋者的侮辱、殴打和勒索。

“只有当一个群体被普遍和严重地排除在外时，才会有如此多的相互伤害，而不是该群体中普遍存在的人格问题的结果。张北川说。

棘手的社会问题

由于生存的困难，这个庞大的沉默群体隐藏着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段勇告诉记者，目前男同性恋者的HIV感染率高达2%~5%，远高于普通人群0.4%的感染率。高感染率使“同性恋”和“艾滋病”这两个术语在某种意义上应该分开使用，变成了一体。

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上第一例HIV感染病例是美国的一名男同性恋者。在许多国家，艾滋病在男同性恋者中迅速蔓延。众所周知，男同性恋者已成为艾滋病毒传播的高危群体。

我国同性伴侣的关系一直处于地下隐秘状态，没有与异性恋者平等的社会保障和约束，伴侣关系脆弱短暂，导致同性恋者频繁更换性伴侣，增加性传播疾病和艾滋病传播的概率。

一位致力于促进艾滋病预防的男女同性恋者表示，“多个性伴侣”是艾滋病感染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他却一针见血：“由于种种巨大的压力和负担，同性恋者没有办法通过正常且相对稳定的渠道发泄感情，也无法像一般人一样与亲人搭建'爱巢'，频繁更换性伴侣已成为圈内普遍现象。”

另一个令人关切的问题是，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80%以上的同性恋者被迫选择结婚。“有三不孝，没有皇后比大”间接击中了同性恋者的心。

张北川认为，目前中国同性恋者的压力主要来自社会，尤其是男性，因为他们肩负着将家族传统传给下一代的责任。在3000万同性恋者中，至少有80%由于传统和社会压力而进入或即将进入异性婚姻，这意味着至少有2400万同性恋者必须组建家庭。

毫无疑问，这种行为只会将社会压力传递到个人的婚姻和家庭上，其后果是，由于同性恋者难以履行婚姻义务，例如夫妻性行为，这样的婚姻对双方来说都是悲惨的，甚至是悲剧性的。

今年3月，江苏省如东县燕南村发生了一起震惊社会的女同性恋者活埋异性恋丈夫的悲剧。这也是该国首起女同性恋丈夫谋杀案。专家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称在江苏的这场悲剧中，正是因为丈夫阻止了妻子的同性恋行为，才引发了同性恋者的过度报复。

28岁的范浩（化名）是一名同性恋者。最初，他和女同性恋者（叫“拉拉”）李华（化名）只是普通的好朋友，因为父母都逼着他找伴侣结婚。两人假装是对方的男女朋友，以应对家里的压力。

“我从小在单亲家庭长大，家里是独生子，宁愿委屈自己，也不愿让妈妈伤心，以后只能走婚姻这条路。”范浩的心情无比复杂，“咱们先把女朋友打通，再把婚事推迟两年。”

已经有“男朋友”的范浩和李华约定，以后成家时不干涉对方的生活，可以把各自的朋友带回家。为了以后相处得好，他们现在在找朋友的时候，都要通过对方的“考核”。

“我们四个人以后要住在一起，当然要和对方在一起幸福。”范昊笑着说，“其实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比起嫁给异性恋，至少我们没有出轨，不会受到内心的谴责，可以给自己一点安慰。”

范昊虽然是圈内为数不多的“幸运儿”之一，但还是觉得很痛苦：“其实我们是正常人，却被当成'怪物'，过着不正常的生活，我们没有权利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

据报道，更多的同性恋者隐瞒自己的性取向，违背自己的意愿与异性配偶组成家庭，以减轻他们因性取向与异性恋者不同而受到的社会压力。

张北川说：“家庭是社会稳定的细胞，但这些强迫家庭大多是名义上的或畸形的，稳定性大大降低，离婚事件时有发生，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而异性伴侣是最直接的受害者。”

昆明市民孟继志有个朋友罗美玲（化名），今年1月刚结婚，但婚后夫妻俩的生活一直不正常。

段勇接触过很多同性恋者，大多与异性有家庭，有孩子。但很多人瞒着妻子，在家外与同性发生性关系，婚后被称为“双重生活”。这在圈子里是司空见惯的。

“如果丈夫在与同性恋者发生性关系时感染了艾滋病毒，那么将其传染给妻子的可能性非常高，这存在潜在的危险。段勇说，“一旦病毒传播到很多家庭，对公众的影响会非常大，不再是单纯的同性恋问题，而是会演变成一个社会问题。”

为他们创造一个和谐的存在虚空

在采访中，同性恋专家和同性恋者普遍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客观正确地认识同性恋，消除偏见、社会尊重、家庭认同，以扭转3000万同性恋者面临的困境，解决这个特殊群体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

段勇说，改善同性恋者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政府和新闻媒体要向公众普及关于同性恋的科学知识，对同性恋给予相应的关注，鼓励这个群体有勇气站出来，让大众了解同性恋。

“男女同性恋者出柜的前提是要有相应的政策保障，比如就业等不能歧视的方面，这样一出身份就避免各种有害行为。”段勇说。

大多数同性恋者都同意这一点。陈亮（化名）是昆明市男男性行为者性病艾滋病综合干预项目的志愿者之一，两年多来，他一直通过互联网、联谊会、心理健康热线等方式，向圈子传播艾滋病预防基础知识。陈亮说：“虽然公众对同性恋的态度需要改变，但同性恋者本身也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公众中树立良好健康的形象，努力走出'内阁'。”

同时，我国对同性恋、同性婚姻家庭、同性性侵的监管仍存在空白。“尽快通过立法，保护同性恋者的合法权益也尤为重要。”张北川说，“目前，我国有专门的法律法规来保护妇女儿童的权益，同性恋者作为一个大群体，也应该享有平等的权益，比如同性伴侣的共同财产处分权和赠与权。”

张北川还指出，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一样，都是积极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人，因此他们有权享受社会进步的成果，有权要求与他人共同发展;不受歧视的权利、不受不人道待遇和惩罚的权利、结婚和组建家庭的权利等。

昆明市民叶立新曾经在玩网络游戏时认识了一位同性恋者，后来在现实生活中相识并成为好朋友。

“过去，一直存在对同性恋的误解和排斥，但通过接触，我发现同性恋者与普通人群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叶立欣用同情的语气说，“同性恋者的性取向不是他们能控制的，也不是他们想要的，他们已经很痛苦了，还要承受各种压力和指责，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一位同性恋者告诉记者，如果社会上大多数人都像叶立新一样“宽容”，同性恋者的生活条件就会大打折扣。（来源： 环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