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远清：“老古”与事实不符，称其为“友”

顾元庆先生（1941年8月-2022年12月27日）

2022年发生了一些难以预料的事情，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竟然在虎年末为老顾写了悼词。

老古指的是古代和清朝。 他和我同岁，但比我小一个月。 称他为“兄弟”与事实不符，称他为“兄弟”似乎是在依赖长辈。 我只听说过他的名字，并没有学术上的接触。 称他为“朋友”难免会引起混乱。 他有粘人的嫌疑，所以叫他“老顾”比较稳妥。 他的称号有二十多种，多叫一种或者少叫一种都无所谓。

大约在1982年或1983年，我开始接触到古代元清朝的名字。 当时看到一篇报道叫《台湾鲁迅热》，文末的名字是老的。 读完后，我颇为不满，认为所谓“鲁迅热”是台湾的政治操作，而不是纯粹的学术热潮。 后来老文章越来越多，名气也越来越大。 但由于研究侧重点不同，我只是偶尔浏览一下，并没有认真阅读。

回想起来，我只见过他一次，并与他有过几次间接接触。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是2010年在广东汕头认识他的。 我去参加了纪念左翼作家邱东平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 他和妻子刚从台湾回来。 虽然他的相貌并不像他自嘲的“三等残疾人”，也不像余秋雨自嘲的“衣着邋遢”，但他确实算不上英雄气概。 不过，文人仗着大笔如椽子，不需要像关羽那样挥舞八十二斤的青龙偃月剑。 学业成绩与外表、衣着无关。 我和老顾的间接关系是，他曾两三次要求我把他的论文投给《鲁迅研究月刊》。 我这样做了，所有这些都被出版了。 这不是“后门”，因为文章毕竟要公开； 读者的眼光是不容易被欺骗的，所以文章能否发表还是要看文章本身的质量。 另一次是1992年4月，台湾业强出版社总编辑陈新元去北京，我代他安排了行程。 陈新元两次给古元庆写信，说如果他想来北京，可以联系我，机票由业强出版社支付。 我不记得老顾后来是否来过。 令人难过的是，比我小十二岁的陈新元于2016年英年早逝，令人十分难过。

2022年11月，我突然在手机里听到老顾的声音。 起初我有点惊讶，因为我们从未直接交谈过。 后来我才知道，我在《名著鉴赏》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云中谁寄锦信？ ——《陈叔玉书信选集》序言。 引起了老顾的兴趣。 他认为我和他是编选当代人书信的“先驱”，于是联系了《名著鉴赏》的主编张玲玲，要了我的手机号码。 我们互相加了微信，交换一些意见。 很快，他给我送来了他编辑的三本书：《当代作家丛书》、《台湾百年文学出版史》、《台湾百年文学期刊史》，以及台湾出版的杂志《华人世界》。 我查了一下出版物目录，没有旧文章。 我向老顾询问了这个刊物的现状，因为我是这个刊物的老作者了。 他说办这个刊物很困难，现在穷得付不起稿费。

《台湾百年文学出版史》介绍了从日据时期至今台湾文学书籍的出版现状和面临的困境。 将于2022年4月由台湾万卷楼书业有限公司出版。 老顾今年81岁。 。 他在序言中坦言自己八十多岁还在疯狂写书的原因：一是为了打发疫情期间的无聊时光，二是为了治愈自己的精神创伤，三是为了享受生活的幸福。 ，第四，治疗健忘症。 。 尽管医院给老顾下了“病危通知书”，但他仍然每天坚持读书写字六个小时。 在书中的“后记”中，老顾还介绍了他的书房和藏书的状况。 他说，一进书房就感觉像进了餐厅，时常感到一种精神上的饥饿感。 他的藏书中，有很多系列丛书，很多文学史著作，还有很多签名书籍。 他认为自己收藏的台港澳文学作品在中国大陆排名第一。 正如台湾作家三毛所说，他的“灵魂骑在纸背上”。

同年，同一出版机构还出版了《台湾百年文学期刊史》。 全书共七章，介绍台湾五十五种文学期刊。 仅从每一章的注释，我们就可以知道作者收集信息的广度和难度。 除上述两部作品外，老顾还有其他有关华侨文学和台港文学史的著作十四部，共十六种。 如果算上其他作品，老顾留下的作品就有60多件。 毕竟，普通人在面对身体困难和艰苦的写作环境时，不可能“一个人做历史”。

当代人适合书写当代史吗？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我认为当代人不适合写当代史，因为总结历史现象往往需要掌握一个完整的过程，否则很难准确揭示其内在规律。 没有足够的时空距离，历史知识往往难以经受客观事实的检验。 如果仓促争论，历史著作必然要作相应的修改。 古代历史上的“二十四史”，大多是后世的人编纂前朝历史的。 不过，当代人编纂当代史是有先例的。 即使某些结论将来可能会被修改，但当代人收集当代史料可能比后人收集前代史料更方便。 俗话说“有缺点必有优点”。 无论如何，这些古老的历史著作虽然会被后人超越，但如果能够作为后人的梯子和踏脚石，也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在老顾捐赠的书籍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当代作家书信》。 书中有很多熟人，信中提到的一些事件我也亲身经历过。 因此，我会比普通读者有更深刻的感受。 连一些不起眼的八卦我都知道，所以读起来很有趣。

1995年8月29日，86岁的胡秋园为老顾作了一首古诗：

抱头勇于护险，在艰苦奋斗之初忘记强弱。

室友葛元海笑了，红领巾却流下了眼泪，贾轩很受伤。

追随二霸是一场灾难，但回顾自己却是正常的。

姬色与烟霞相见，半喜半悲。

这首诗虽然表达了爱国人士胡秋园对两岸关系的忧虑和期盼，但也体现了老顾在台湾的影响力以及文化交流对促进两岸统一的重要意义。

2011年，古元庆70岁生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匡汉写贺信说，老顾：“览藏书，辨伪存真；诵圣贤，方得正”。就目前而言，无论细节如何，大事都会发生。” 精明; 语速很快，具有各种情感的天赋； 他笑，他咒骂，他的写作跟随他的诗心； ”这句话表达了一位大陆学者对古代学术成就和文笔的评价。

2011年1月5日，曾敏之为古元清文选写了一首七韵诗：

看着眼前这些才华横溢的人，就像彩笔伸向天空。

港台评价独树一帜，文史多彩，考绩有录。

善辨是非，靠元智，探秘世界，播清钟声。

漫长的岁月诉说长卷，见证雕龙铸铁。

曾敏芝是著名作家、诗人、报人、香港作家协会前会长。 他的诗也体现了港澳学术界对老顾的肯定。

难能可贵的是，这块碑并没有掩盖某人对老顾的委婉劝告、善意提醒，甚至严厉批评。 老诗人臧克家对老顾的告诫虽然不一定正确，但确实是出于对老顾的尊重，所以说实话，要求严格。 严家彦教授不赞成老顾将那些虚构的“游戏文坛”公诸于世。 他还担心这会引发法律纠纷，他担心自己“真的吃不下饭走人”。

在这本书信集的注释中，老顾还透露了自己的一件尴尬事件：2018年4月23日，他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学院做报告时，主持人认为他违反了北京市文明用语使用规定。 并差点被赶下台。 老顾在批注中还提到，他提倡“学术相声”，初衷是普及学术，但反感、排斥、不配合的人和单位也不少。 因此，这本书信集有助于我们了解老顾，全面观察他鲜明的个性和血肉。 尽管学术界对老顾的看法不一，但他的学术成就是不可抹杀的。

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老顾以研究鲁迅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 这是基于他当时的教学需要，也是由那个时代的政治环境所决定的。 后来，老顾迅速将研究重心转向诗歌批评和中国文学，可见他追求新的学术变革。 “中国文学”的研究应该是学术生的一片荒地。 不仅前沿成果匮乏、研究难度大，就连“中国文学”的概念也存在争议。 有人认为“中国文学”应该称为“海外中国文学”。 这种观点不一定能引起共识，但也是一家人的意见。

2002年5月，经中国民政部批准成立“中国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会”，受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管。 研究对象除海外华文文学作品外，还包括台湾、香港、澳门文学。 老顾是这个学会的监事会副主席。

众所周知，从1949年10月到1987年11月，台湾海峡两岸处于长达三十八年的孤立状态。 由于政治和经济原因，台湾出版业大多以市场价值为导向。 有的作家不是蓝就是绿，他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甚至成了“世仇”。 台湾的文学观念经常受到美国的影响，变化很快。 个别台湾作家在台湾的观点有时与在大陆的观点不一致，这让评论家很难做出判断。 台湾保留繁体字，中国大陆则使用简体字。 台湾印刷商很难识别大陆作者写的文章，甚至无法进入校对程序。 台湾的出版物价格高，邮费贵，也造成收藏和购买困难。 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商业建筑占据过多空间，因此一度被称为“文化沙漠”。 虽然这种提法是片面的，但香港文化的主流毕竟是休闲娱乐文化，像饶宗颐这样的国学大师并不多见。 可见，研究台港文学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学术工程。 老顾还想编一本《澳门作家传》，但澳门专业作家很少，又得不到经费和物质支持，只好放弃。

我讲这些只是为了印证鲁迅的一个观点：“批评家的过错就在于乱批评和乱赞扬”。 对于老顾这样的学者，我们既不能“赞扬”，也不能“咒骂”。 有台湾学者认为，老顾比一些台湾人更了解台湾。 我认为这是真的。 1997年4月初，香港举办了首届文学节。 香港市政局顾问张世俭提名了多位内地学者出席，但最终确定的只有老顾和谢冕； 这也体现了老顾在香港学术界的影响力。 2018年，老顾在《常熟工学院学报》第4期发表了《金枝茫：中国文学史上失踪的经典作家》一文。 四卷本《华侨文学史》主编陈贤谟认为，老顾的文章发现了金志芒这样一位重要的马来西亚左翼作家，令人钦佩。

老顾生前与我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挑选和整理当代作家的书信。 事实上，我们选择的字母都有自己的特点。 这并不是因为我和老顾编辑的想法不同，而是因为彼此的书信收集特点不同。 我为这本集选的信件大多写于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 那时，我刚刚踏上鲁迅研究之路，四处求师。 因此，这些信大多是为了解释我的疑虑而写的。 而且由于写信者大多是学术领域的圣人，学术性和专业性很强，但相对缺乏趣味性和可读性。 老顾编撰的碑文是他从自己收藏的2000多封书信中挑选出来的，其中包括100多位作家的近700封书信。 作者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不乏名人。 从内容上看，除了正常的学术讨论外，还涉及一些文学八卦、个人恩怨等，堪称当代文坛的一部“学者内史”——这里的“内史”二字确实不是指官方职位，而是指“内部历史”。 这种内容在峨冠博代的学术论文中是看不到的。 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文坛围绕《迷雾诗》的评价曾发生过一场争论。 当时，老顾称支持者为“崛起派”，反对者为“传统派”，支持者为“上元派”（在北京上元饭店结识的诗友）。 尽管学术界一直对这种划分持反对意见，但老顾与这三个领域的诗歌评论家都有联系，并认为自己是“上元派”之一。 因此，这一领域的书信对于研究这场文学争论非常重要。 背景和代表性人物非常有帮助。 信中还涉及严家彦与袁良军对金庸小说评价的争论、台湾诗坛对余光中不同评价的争论、台湾作家之间的蓝绿之争……影响最广泛的自然是老顾的直接参与和诉讼。 的和余秋雨之间的争论。

古元庆编《当代作家书信》

《当代作家书信》保留了不同人对老顾本人的赞誉和批评，不仅显示了这本书信集的真实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忠实地体现了老顾的豁达自信和一定的修养。固执和极端的程度。 《当代作家图书》出版后，引起了一些版权麻烦，但被《中国读书报》评为2021年最好的二十五本文学图书之一，并被《名著鉴赏》评为2022年编辑杂志并且是作者眼中最好的十本书之一，这应该不无道理。

老顾主动送我一本书，我们自然就开始讨论出书的事情。 我说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写书不易，出书更难》。 老顾说，他出版的每一本书背后几乎都有一个艰难的故事。 他觉得现在出版书籍的节奏太慢了，像我们这样的老年人实在买不起，所以他宁愿支付少量费用在台湾或香港出版书籍。 幸运的是，一些大学高薪聘用他为驻地研究员，并没有对他提出申请社科基金、发表论文数量等硬性要求。 这种宽松的学术环境反而成为他写更多书、出版更多书的动力。 。 我说我孤身一人，只能觊觎他，羡慕他。 他说，他知道台湾有一家叫“木兰”的文化出版社，出售学术作品。 作者不必自掏腰包，出版社也没有过度使用武力。 因为我已经没有能力出版学术专着了，所以我没有让他和这个出版社联系。

2022年12月9日，老顾用手机给我发来了他最近在《文学自由谈》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陈晓明《文学批评史》的得与失》。 我没有读过陈晓明的学术专着，无权肯定或否定。 不过，我觉得老顾的文章是一篇对批评对象进行肯定和希望的学术文章，是正确的。 不是对人。 文章中批评的一些现象引起了我的共鸣。 我感觉国家对社会科学研究的经费逐年增加。 一个重大的研究项目需要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美元的资金。 然而立项难，完成易。 有的最终结果意义不大，甚至会产生问题。 批评。 为了获得国家补贴，自然需要一些名人作为学术带头人。 然而，这些名人往往被名气所累，缺乏亲力亲为的能力。 因此，有些专着实际上是短篇论文的拼接，有些章节的质量参差不齐。 这确实不是一本书或某个编辑的问题，而是一个普遍的学术现象，应该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老顾说，他还准备写一篇文章批评上海的某位学者。 具体情况我不清楚，但我感觉我以前好辩好斗的本性从来没有变过。

老顾最后一次跟我说话，大概是去年12月初的事了。 他说，他的办公桌上有我的两本书：一本是自传《海滩上的脚印》（第三版更名为《我生活在世界》），一本是《许广平的一生》。 老顾问，1976年《南开大学学报》第6期有一篇文章评论石一戈的《鲁迅故事》。 署名“关山”。 这是我的笔名吗？ 我说是。 但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本书的主要作者是余秋雨。 我只在1976年国务院二昭在北京召开的《鲁迅全集》修订会议上见到了“十一阁写作组”的组长——他正在抽烟，摇着腿，在前面发号施令。由多名资深专家组成。 给我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余秋雨比我小五岁。 我和他只在上海的一家老字号酒店见过一次面。 给我们介绍的人是丁艳照，一位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女作家。 之后就没有任何互动了。 老顾向我证实了“关山”的真实身份。 他可能误会我是批余秋雨的先锋，也可能是他作为“批余专家”的顽强没有改变，还在收集这方面的资料。 说实话，我不太关注他们之间的笔墨诉讼，因为其内容涉及文人与时代、文学与政治等复杂问题，我根本没有资格评论。 我很佩服巴金写《随想》时的自我反省精神，但我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像托尔斯泰《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那样，真诚地忏悔自己年轻时的所作所为，拯救他人。 灵魂。 我是一个经历过那些“非常时期”的人，我知道“鉴古明今，观古明古”的重要性； 但如今，人们很难在此类诉讼中做出最终决定。 据路进介绍，老顾与余秋雨的诉讼最终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通过“民事调解”解决。 法官宣读《民事调解书》后，老顾依然面无表情地问道：“谁赢了？”

至于“文学与人物”的问题，则更不明晰。 唐代有一位宰相诗人，名叫李绅，是当时新乐府运动的参与者。 其诗《哀农民诗二诗》流传至今。 但有人说他是有政绩的好官，也有人说他是行恶的贪官。 尽管众说纷纭，但当小学生背诵“锄地日午，杂草的汗珠落到土里”时，却没有人在意“于师台”做出的审查结论。唐代监察机构，为李绅。 我这么说，无意宣扬文人不道德，任何有理智的读者都不会误解。 回想起来，我批评《鲁迅故事》的文章，主要是出于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愤慨，绝无个人动机。 文章中的写法还是没能摆脱“四人帮”文风的影响，所以我没有将这篇文章收入我的任何收藏中。

艾青为古元庆写了《香园一清》

去年12月27日，我突然在手机朋友圈看到一条消息，说老顾当天下午4点30分突然去世，而他的妻子顾赤珍也在12月24日西行。我不禁感到震惊！ 这确实印证了我一篇文章的标题：“生有定日，死无定时”。 我决定写一篇文章来表达我的哀悼，因为尽管人们对老顾有不同的看法，但他确实是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位勤奋耕耘者，在这片沃土上留下了深厚的遗产。 他的足迹，影响广泛而深远，值得学术界怀念——正如老诗人艾青为他题写的四个字：“香远清清”！

（《文学自由谈》2023年第2期。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