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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雁青:相知秋雨迟(外一首)

秋雨相知晚

文/范彦青

余秋雨的散文我以前零零碎碎地读过。 2019年至2022年,北京出版局所属北京联合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余秋雨的世界各地散文、小说、戏剧、演讲等共23册,以及4部学术专着。 我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慢慢地、系统地读完了它,使我对余秋雨先生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 星云大师的大弟子慈惠法师曾说过:余秋雨的写作目标不仅是散文,更是整体的文化研究。 这样,我就有了仰视“中国云门”的秋雨先生。 他曾写过一篇散文《仰望云门》,写的是台湾戏剧大师林怀民、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和与其同姓的余光中先生。 他认为它们就像台湾的“云门”。 这样,我就可以相互联系,有机会充分了解这位中国文化大师。

虽然余秋雨的学术专着《观众心理》讲到戏曲语言需要迎合观众,但按照肖百纳的嫡系弟子黄佐临的理解,不押韵的文章就叫散文。 舞台语言是讲老百姓的语言。 他们听后,要么放声大笑,要么义愤填膺,舒服又实在。 推而广之,原来韩愈古文运动的本质是写老百姓看得懂的文章。 而公众的言论也确实是不折不扣的生动事实,稍作修改就变成了可读的文字。 因此,现代散文根据文学语境,突破了平行散文诗的壁垒。 在文字的海洋中阅读文化散文,也是秋雨先生的学术贡献之一。 余秋雨先生“再次唤醒了唐宋八大家所建立的散文尊严。或者说,他以诗意的方式重塑了唐宋八大家思考世界的灵魂。” ” 这是白先勇先生说的。

我没有摘录这位文化大师的介绍,而是将其作为《相识邱宇池》这篇文章的介绍。

——贾平凹说:这个时代,大争议才有大成就,我们有幸遇到了一群伟大的人物。 余秋雨的《文化之旅》气氛令人耳目一新。 他的相关文化研究内容丰富、新颖。 他无疑拓展了当今文学的视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样的人才百年难遇,历史会尊重他们。

——金庸说,北京有年轻人想取笑我,说浙江人不会写文章。 即使我不知道怎么做,浙江人中还有鲁迅、余秋雨。

——余光中说:中国散文,继朱自清、钱钟书之后,是余秋雨出来的。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名誉教授高锡军表示:余秋雨先生每次来台演讲,都会激发社会新一轮人文反思浪潮。 海内外华人已成为余先生解读中国文化的读者和听众。

——联合国汉语教学组原组长何勇:余秋雨先生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功不可没。 他曾3次来美国发表演讲。 无论是在联合国的国际舞台上,还是在美国华人人文协会、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纽约大学或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学术舞台上,他为中国了解世界、了解世界架起了一座新的桥梁。让世界了解中国。 。 他不愧是引领读者走在世界文明长河上的引路人!

我不能再选了多读几页他的《文化大事》,我对这位文化大师就会有一点了解了。 但要全面深刻的理解,还得读他的全集。 这为我的主观想法奠定了基础。 另两位当代文化大师是易中天。 前者写了超过800万字,每天都写个不停。 他可与苏东坡相媲美。 他是一位真正延续了中华文化传承的文化大师。 后者易中天续写中华文明巨著《二十四史》,成为第二个蔡东凡。 我只能敬佩他们,因为他诠释了他们所知道的中国文化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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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80后、90后所认识的余秋雨,可能是一个正反两面杂糅的秋雨先生。 因为在本世纪头十年,上海文化圈的所谓文化当局对他的围攻、诽谤、恶意诽谤长达十年之久。 事情的起因。 大概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和黄佐霖作为上海市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主任,得罪了这些文化行政要人。 均未获高级职称。 这就是糟糕关系的开始。 在评审过程中,黄佐临先生的品格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面对这些高级行政官员,他轻声说道:“你们是做事,还是做人?这是一个问题。” 投票结束后,没有一个人通过。

上海的文化界不大,有资格报考高级职称的人人人都知道。 黄佐临先生补充道:“我们不是政治审查,我们只审查商业。但是,艺术怎么能脱离商业和人格呢?” 余秋雨接着补充道:“如果你改变了过去的错误,业务能力强了,以后可以考虑。但是现在,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观察。”所以,这样的人第一届就没有上去。 。 于是,余秋雨就与这些文化高官结下了仇。 黄作霖先生和余秋雨先生都主张,职称评审不宜特殊对待,必须衡量文化水平、创新水平、理性能力、专业水平。 行政能力不能代表这些。

余秋雨的学术文化生活始于1960年代初,当时他首先完成了《世界戏剧史》、《中国戏剧史》、《观众心理》、《艺术创造力》等学术专着。 1983年,余秋雨37岁,他写的第一本列入上海戏剧学院教材的书是《世界戏剧史》。 第一版的标题是《歌剧理论史草案》。 获得“国家戏剧理论图书奖”的奖品是骆驼唐三彩。 授奖单位的目的是深远的,能得到这头骆驼并不容易。 这些作者都是在风沙中跋涉的骆驼,面对风沙,只能留下孤独的足迹。 虽然有些地方肉眼看不见,但只有骆驼经过。

获奖作品全长68万字,涵盖了古代十四国的戏剧。 当然,这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 任何人都可以判断,这一定是“文革”期间秘密启动的一项浩大工程。

1984年至1985年,又一一出版了《中国戏剧史》、《艺术创造力》、《观众心理》三部学术著作。 虽然这些书的书名没有什么挑战性,但从内容上看,它们完全改写了原来在全国推广的权威教材和“部级教材”,系统地引入了国际人文思维,建立了中国式的结构。

这些学术论着和文化散文是他灵魂的涅槃。 用他的话说:“它可以产生生命的负向潜能,也可以引发生命的正向融合。” 因此,虽然它的真实性可能被埋葬,但它的真正意义却不能被破坏。

回溯到五十三年前,1971年10月周恩来发起的文化重建工程对余秋雨的生活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 “文革”期间的经历在《等不及》一书中有详细描述。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他在1971年之前就与造反派进行了长期对抗。“文革”后,上海戏剧学院全体教师多次推举他担任院长。 后来,学院指派他参加周恩来总理指派到上海各大学的《鲁迅传》写作组。 在复旦大学,他看到各个专业的老师带着伤痕投入文化重建,第一次产生了“文化不朽,中国不灭”的悲壮感触。他发现了周恩来上海推动文化重建的原因。

周恩来发起的文化重建对其学术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得知周公死讯后,他勇敢反抗“四人帮”的禁令,与静安区赵继锁先生共同组织了上海唯一的组织。 的追悼会。 他在悼词中写了两句诗:“感谢周公在关键时刻拯救了世世代代的文化。” 现在看来太夸张了,但当时却是他的真心。 追悼会结束后,为了逃避调查,为了拒绝当时大家都必须表态的“批邓反右倾翻案潮流”运动,他躲到了浙江的深山里。一直写到“四人帮”下台。

这正应了一位西方学者的结论:“什么是伟大的时代?是一个没人把小人当回事的时代。”

“文革”后十年,靠着多次民意调查,他从一个没有正式职位的教师晋升为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 1985年,秋雨先生三十九岁。 因发表多部有影响的学术著作,还被选为上海市中文、艺术学科教授评审组组长。

1986年3月,因文化部在上海戏剧学院举办的三场民意调查中名列第一,被任命为上海戏剧学院院长。 主持工作一年后,他被文化部教育司认定为“全国最具现代化管理能力的院长”之一。 同时还担任上海市咨询规划顾问、上海写作学会会长,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十大高等教育精英”等荣誉称号。

就任院长后,80岁的黄佐临先生立即向媒体表达了著名的四字叹息:何其可喜,何其可惜! 上海电视台记者齐明问他:“什么是值得欣慰的?”

他说:“十年文革,撕裂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十年后,这个人能在单位民意调查中三次名列第一,这是独一无二、令人欣慰的。文化部终于尊重民意了。”也令人欣慰。

记者又问:“这遗憾吗?”

他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行政职位,是厅级的,但只适合那些懂一点艺术但不多,懂一点理论但不多的人。这个人既有艺术性,又有艺术性。”把你的才华浪费在行政上不是很可惜吗?

这些谈话在报纸上广为流传。 余秋雨先生一直和这位院长纠缠不休,不断重温“欣慰、遗憾”四个字。 这成为了他不可避免地辞职的口头禅。

六年来的最后三年里,他向文化部提出了二十三次辞职报告。 最终,1991年7月,他辞去了所有行政职务,包括各种名誉职务和名义职务。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辞职后,他只身从西北高原出发,系统考察中华文化重要遗址。 当时确定的调查主题是“穿越百年血泪,寻找千年辉煌”。 一路走来,他写下了《文化之旅》、《山居笔记》等文化散文,迅速风靡全球华人阅读界。 为了不做院长,而是为了中国语境和世界语境,他几乎走遍了世界,走遍了文化起源的每一个角落,用鲜血写下了山河之书,泪水,还有脚步。 他唯一能对自己的灵魂坦白的就是,他拥抱了时间,展现了最诚实的本性,成为了一个有尊严的中国人。

如果继续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余秋雨的官场生活或许会更加精彩。 但我们不会看到他的23卷主要著作和4本学术专着(不包括在台湾和海外出版的)。 倒不如说他抛开了繁琐的行政事务,拒绝了社会上一切虚无缥缈的命名和社团组织,不使用互联网时代的手机。 他彻底辞去了一切职务,谢绝了升任省部级官员的机会,独自跋涉穿越荒野,考察中国文化遗址。 后来,他冒着生命危险,在国外跋涉数万公里,其中包括大量恐怖主义猖獗的地区,寻找人类所有主要的古代文明遗址。 他被外媒称为“当代世界最勇敢的人文教授”。 追根溯源,这种勇敢依然来自于“文化不死,中国不死”的悲情。 这使他真正成为一个拥抱时间、与时间赛跑、能够自由掌控自己时间的独立思考作家。 台湾出版界给他的颁奖词称他为“华语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笔”。 这是中华文明之福,中华文化之福。

辞职后,自1992年2月起,先后受聘为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

我们来看看秋雨先生在全国的影响力。 如果你没记错的话,想想1993年中国发生的重大文化事件,几乎都与余秋雨写的文章有关。 1993年1月,余秋雨出版了《王朝的背影》。 在充分肯定了接管中原的少数民族王朝的特殊生命力后,他重新评价了康熙帝,掀起了中国清宫剧拍摄的热潮; 1993年3月出版《流放之地》,系统揭示了清统治集团迫害、流放知识分子的凶恶面目,展示了错综复杂的“流亡文化”。1993年7月出版《苏东坡的突围》, 1993年11月,他出版了《耻山西》,系统地描述和展示了中国古代最成功的商业奇迹。对于全国山西商人的文化和经济,我无法举出他在短短一年内发表的文章对中国产生如此深远影响的例子。文化过程。

2011年,邱宇先生卸任已经20多年了。 他从未见过自己所在城市的每一位首席执行官,即使是在集体场合。 事实上,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这让他可以摆脱各种头衔和职位,而不必费力拒绝这份工作,而且他几乎拥有全部空闲时间。 多年来,他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他说:“看似抛弃我,其实是在让我受益。国内喧嚣接踵而至,我就到国外去讲中国文化,正好国际社会不关心国产作品。总之,他摸着石头过河,每一步都变得越来越亮。”

在此期间,他还遇到了从未见过的不实指控,尤其是“施一格”事件。 当代中国文化圈很多人都在关注他身边发生的一场持续多年的重大陷害,但他能够看穿却又不愿意看穿。 或许是因为世事不明朗,同伴们的灾难成为了他们安全的证明。 他就像一只被驱逐的孤独天鹅,成为中国文化窗下的夕阳。 于是他放弃了对文化舆论的任何希望,从小到大、从孤独到宏观,在各个方面实现了独立生态、独立思考、独立话语。 最后,他很庆幸自己被赶了出来,也很享受被赶出去的感觉。 就像一块被遗弃的石头,它唱着自己的歌。 让他变得更强。 起初,因为厌倦了这种诽谤,他奉行“不看报、不上网、不接触公职、不参加会议、不使用手机、不提问”的“六不原则”。 ”。 然而,他却因此失去了当代社会的敏感渠道,立即开始与自然互动。 生态相亲,与远古巨头交融。 后来他听朋友说,有一波又一波的浊浪向他滚来,但由于他完全没有意识到,所以他毫发无伤。 结果,大家看到他身心依然健康,心情愉悦,轻松自在。 这也无意间提供了一个社会示范:真正的力量并不意味着聚集人群、追随人群,而是反抗人群,进而影响人群。 “大勇似怯”、“大善无友”。 正式接受署名“石一阁”。 随后,他又开了一家古典小茶馆,名字叫“拾遗亭”,谐音。 后来,宾客盈门,名扬天下。

他自诩“辞官九千日,赚诗八百万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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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宇先生曾说过:“文化是一支代代相传的火炬,它也许并不耀眼,但却温暖人心。” 文化不分国籍和种族。 在于摆脱名利和实用。 走向人类最向往的地方,一种仪式感,让人逃离世俗,登上万山肃穆的高台,相互拥抱,通向所在的灵魂深处。连接的。 后来大家都知道,他不断受到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等国外著名大学的邀请来讲授中国文化,并三度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讲授中国文化。 他讲授《中华文化为何长盛不衰》、《中国文化的非凡特质》、《侵略的本质》、《对文明冲突论的驳斥》等内容,多次被中国外交官引用。专着有《国外讲学》、《台湾研究》、《北大讲学》三部。

这就是文化的魅力!

在香港,余秋雨先生与金庸多次见面。 在讨论金庸作品时,他谈到了现当代文学的理论重构。 他说:也许中国现代作家的心理压力太大了。 他们的文笔虽然不错,但严重缺乏讲故事的能力,几乎没有留下真正精彩的内容。 的故事。 他们往往回避构建文化本体的重任,而将文学沦为描述现实、宣泄内心情感的工具。 所谓中国现代文学史,大多是这样的作品,显得粗浅。 他觉得应该更系统地解释一下。 这是当代文化的一个重大话题,但文化界的批评者大多还停留在肤浅的谈论上。

在新加坡,他还谈到了文化“第四桥”的概念,即“集体人格之桥”。 前三座桥梁 余秋雨认为: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与外界相连。 曾经有两座老桥,即经典理论桥和生态文物桥; 有一座桥不老却老了,那就是信息。 媒体桥。 必须建造但尚未认真建造的是集体人格之桥。 这座桥他称之为“第四桥”。 谈及“集体人格”,余秋雨直言:“现代文学中,只有鲁迅的作品有集体人格的描写。” 这值得当代文学界所有人的关注。

关于文化的问题,什么是文化? 对于文化的定义,世界各地有很多答案,但余秋雨的答案是最简短、最清晰、最简洁的。 他说:“文化是一个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群落,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塑造集体人格。” 前半句主体二十二字,通俗易懂,后半句共十四字。 只有三十六个字,已经构成了一个复杂句子的定义。 后面复杂句子结构中的“集体人格”已经是文化研究的最高水平了。 估计大部分研究者都不清楚。 余秋雨说:“要展开这个学术难题,我只能简单提一句,大家就能大致明白,中国文化最终成就的不是别的,而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中国作家中,真正懂得这个道理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鲁迅,他把集体人格描述为“国民性”,并写出了《阿Q正传》、《医学》、《孔乙己》。探讨集体人格的问题,比他大六岁的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说得最深刻,可以看看他对歌德《浮士德》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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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秋雨先生晚年写了什么? 学习什么? 学习什么? 也许秋雨先生年老时还在走夜路。 或许就像金庸先生一样,80岁去英国攻读博士学位时,他还在肆无忌惮地周游世界。 你能猜出金庸先生的研究方向是什么吗? 这个话题,我提到,可能会让大家眼前一亮。 研究匈奴被汉朝击败后西逃欧洲的路线。 这是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颠倒的课题,也是一个最高层次的历史问题。 匈奴人没有灭掉汉朝,却在几年后与欧洲蛮族一起灭掉了西罗马帝国。

秋雨先生在研究世界文化时,常常对这个问题着迷,但因没有文字记载而难以入手。 这是他接近天道的晚年。 而秋雨先生也许还在浩瀚的时空里寻找着,也许他能告诉世人什么是真正的生活,独行让生活更加精彩精彩!

-结束-

关于作者

范彦青,江苏无锡人,1959年出生,自幼爱好书画、冶金篆刻、文史等。 他也被称为梅沙居士。 对中国历代著名书画人物、魏晋文化、宋代文化等历史课题做过一些研究。 着有《中国伟大书画家传》。 2015年出版《王羲之传》,创作60集电视文学剧本、电影剧本《王羲之》和60集电视文学剧本《苏东坡》。 电影剧本《王羲之》由中宣电影局选定。 在全国重要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 成为国内书画文化、魏晋宋文化研究领域有影响力的学者。 曾受聘为多家学术机构研究员、国家一级美术师、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会员、清华美术学院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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